如果说，隆里人写门楣、玩花脸龙、唱汉戏，这是一种文化寻根的表达方式，是一种乡愁的守望，那么，将这种寂寞和孤独演绎得最精彩、最深刻以及最耐人寻味的，便是隆里古城与王昌龄的故事了。
在隆里，王昌龄无疑是最大的文化话题。
隆里的文明，或者文化，跟王昌龄有莫大的联系。
隆里文明早孕，源远流长，自然要从王昌龄说起。唐天宝七年(748年)，“七绝圣手”王昌龄因一首赋开罪朝廷，被贬为龙标尉。同代大诗人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此有寄》中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诗中的“龙标”、“夜郎西”一说为今湖南黔阳，一说为今之隆里。历来学者，见仁见智，各说不一，已成一桩公案。但古往今来，隆里人对仕途多舛的王昌龄充满了同情，对他的学识才华充满了崇敬，对这位“诗家夫子”寄以永久的怀念之情却是不争的事实。相传王昌龄到隆里后，遂传教授学，以变风俗，并写下大量的诗作，其中《送崔参军往龙溪》，有“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后人追慕其精神，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修建状元桥以示纪念，在龙标山麓、龙溪河畔的“状元墓”、“状元祠”、“状元亭”、“龙标书院”等古迹，就是隆里人对王昌龄寄以怀念的文化古迹。
据清《开泰县志》载，位于隆里城中观音堂的“龙标书院创建自唐王昌龄公”。后清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隆里人张应诏以鸿胪寺少卿之职告老归里，“汲汲以培养人才，训导乡里为己任”，联合乡中之士及父老子弟捐金重建，使有志者皆而学之。一座龙标书院，使隆里人文蔚起，风开百代。
但是，王昌龄所贬谪的龙标县，史书上的记载很少，难以拿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导致后来湖南黔阳与贵州锦屏隆里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双方都能列举出一系列的证据。可是，真相只有一个，即王昌龄如果到过贵州锦屏隆里，就没法再到湖南黔阳，反之亦然。于是有人曾经假设，是不是王昌龄先到过贵州隆里，然后再去湖南黔阳，或者反之。这种论调更不可信，因为在时间上王昌龄就不具备这样的“分身术”。
有意思的是，贵州隆里和湖南黔阳同时打出了王昌龄这个牌子。
隆里人的说法是，王昌龄不但到过隆里，而且还在这里创办了龙标书院。
有学者曾经从史学角度和王昌龄诗作中仔细研究分析过，认为王昌龄到过隆里比到过湖南黔阳的可能性小。龙标更可能是今天的湖南省洪江市黔城。
关于“隆里是王昌龄贬谪地龙标县”这一说法，从唐朝一直到明代中期的八百多年，没有任何的痕迹或者记录。
元朝至治七年(1322年)，封建统治在此设置龙里蛮夷长官司；明洪武十八年年，楚王桢(朱元璋第六子)为镇压古州吴勉起义，调集江南九省官军，在隆里设千户所，同时兴建古城。
古城修建完工，在庆典大会上，却没有任何相关王昌龄的信息。在我看来，这实在说不过去，假设王昌龄真的到过隆里，那么，在这个庆典时刻，一定会有人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演讲中提到王昌龄，这是国人的传统，比如大文豪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都不能免俗地就记录了一些前期历史——“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王昌龄被贬谪是在唐天宝七年(748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隆里人才修建“状元桥”等以示纪念。这里更说不过去，我们不妨假设，如果王昌龄在唐朝时果真在隆里呆过，那么，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他离开隆里后，当地人或多或少会以一定的方式来纪念他，这就会留下历史遗迹，而不至于全无文字记录，更不至于要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万历年间隆里人才“突然”想到王昌龄。
那么，倘若王昌龄真的没有到过隆里，那么当年的隆里人为什么编造“王昌龄被贬隆里”这一历史故事呢？
锦屏的学者分析认为，这与当时隆里所处在历史环境有关。明洪武时期，隆里人，即这些屯守之兵从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中原汉族地区来到这偏僻荒凉的少数民族腹地，四周皆是怀有敌意的人群，有被朝廷贬谪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应该是极为不舒服的。更为严重的是，到了万历时期，穆宗空前怠政，朝廷百政俱废。如果说，此前朝廷对这些屯政尚有藕断丝连地经营的话，那么，到了万历时已经全然废弃了。这跟小孩子被家长抛弃在荒郊野外没啥本质上的区别。
隆里人正如失去强大娘家这个后援团的远嫁妇人一样，曾经的那种高于周边少数民族一等的优越感顿失，这无疑是巨大的落寞啊。
没办法，隆里人只好把大名鼎鼎的王昌龄“请”了出来，以挽回一点“颜面”，好比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Q常常说的话：“我们祖上比你阔多了。”
有王昌龄这个牌子，隆里人不但捍卫了自己的尊严，更是在沙漠中找到绿洲，虽然这很可能只是海市蜃楼出现的幻境，但至少可以填补精神上由于地处荒蛮之地所带来的巨大孤独和落寞，抚慰心灵上的创伤。
如果仅仅由于隆里古代称为“龙标”，就认为这就是李白、王昌龄诗中的“龙标”，这种说法就不够严谨，也没法立住脚。在我国，同名的地方并不少。
于是我有些困惑，假设王昌龄没有到过隆里，那么龙标书院到底是谁创建的，虽然那时候并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可是那创建者又岂能让王昌龄抢去功劳？细细一想，除了隆里人是在借“名人效应”之外，我实在很难找出第二种可能。
另外，在才学方面的选秀非常关键，他必须是名满全国的人，否则，要是你选一个名气一般的人来，那些不经世面的乡野居民肯定不买你的账，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
在那个风华绝代的时代，与王昌龄齐名的文人肯定大有人才，比如王维、王之涣等等，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贬。即使“初唐四杰”之王勃被贬，但他并没有被贬到“夜郎西”，所以条件不成立，选来选去，唯有王昌龄入选。
其实，选谁来隆里古城支撑门面注定需要这样五个条件：这个人必须姓王，必须出名，而且是大文豪，必须在某个时间阶段被贬，而被贬之地必须是夜郎西。
李白在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写道：“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都写得这么清楚了，王昌龄是到“夜郎西”，诗中的“夜郎西”就是今天贵州和湖南这一带。于是隆里人知道该如何借题发挥了。
历史往往带有机缘或者巧合。试想，倘若王昌龄当年没有被贬，或者被贬之地并不是“夜郎西”，那么隆里人或者湖南黔阳人今天如何在发展文化旅游中推出王昌龄这个牌子呢。
不管隆里的先民们如何的用心良苦，在今天看来，这些都化为烟尘了，而对于王昌龄的被贬之地的争论意义已经不大，另外，王昌龄到底是否到过隆里至今依然是个谜。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隆里自从“有”了王昌龄之后，从此人文慰起，风开百代，成就了辉煌的隆里文明，而且一直影响至今。
[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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