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都与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维系着精神的交往。他研究这位俄罗斯伟大文学家的生平，倾心阅读他的小说，撰写他的传记，几十年间多次在文章中回忆他阅读《复活》时心灵所经受的震撼。
早在1921年巴金17岁时，在自己的家里与朋友们办了一周刊，名为《平民之声》，从第四期起该刊便开始连载他写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学说》。
1928年巴金在巴黎时，应胡愈之之邀为《东方杂志》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译了一篇赞颂这位俄罗斯文豪的文章。该文选自法国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杂志，作者托洛茨基。
1931年4月巴金发表《家》时，在总序中开头便写道：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他对这句话又予以否定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否定中展示了巴金当时的思想的演变。这种演变贯穿了巴金的全部创作。
1935年巴金住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宿舍里，有时间读书。他当时读了几本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他说“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过了五十年，他还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一些情节。
1984年巴金在东京举行的第47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在许多前辈作家的杰作中，我看到一种为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它永远鼓舞读者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牢记托尔斯泰的名言：‘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托尔斯泰的道德力量影响着巴金，他的写作方式也教育着巴金。
巴金在一篇提到“启发”对作家的作用时，便用托尔斯泰为例子作了说明。托尔斯泰已经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可是写下一步长篇时却不知应当怎样开头。有一天托尔斯泰随便翻阅普希金的《别尔金的小说集》，看到某一章的第一句：“在节日的前夕客人们开始到了。”这句话立刻启发了托尔斯泰，他大声说：“真好。就应当这样开头。”于是托尔斯泰回到书房，坐下来写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头一句。
巴金还提到过《战争与和平》中的错误。他说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有时把时间弄错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伟大的作品也并不因此减色。
1985年，巴金81岁，老人有一天在《读者良友》杂志（第二卷一期）上读到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作者以揭示托尔斯泰私生活秘密为名，实际上是在伟大死者的脸上抹黑，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甚至说他有什么‘小白脸男妾’……”巴金读后异常气愤，觉得这活脱脱是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调。他认为必须予以反驳，维护大文豪的尊严。
巴金理解托翁为矛盾的思想所苦，知道他与妻子与信徒们的关系的复杂性，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艺术，但他坚持地认为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说“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托尔斯泰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作斗争。”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
巴金认为托尔斯泰为了消除矛盾走向了极端，甚至认为艺术是一种罪恶，写小说不如给农村孩子写课本。托翁晚年不再写作，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作木工、作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了稿费，放弃了版权……这一切都使妻子无法理解，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
托翁82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
巴金说“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可是巴金认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
《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6日
[200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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