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时节，人们吟诵的最多的诗句，定是那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了，而杜牧也因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千古名句而流芳千古。
杜牧生在唐朝，这是他的幸运，盛唐繁华羡刹了无数后人。然而，杜牧也有他的不幸：他生在了腐朽败落的晚唐。藩镇割据、宦官弄权，这些都让宰相之子、高中进士的杜牧在仕途上步履维艰。于是，便有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有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也便有了李商隐“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的感慨。
两技仙桂一时芳
杜牧生在唐代都城长安，他的祖父杜佑是德、顺、宪的三朝宰相，所撰《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关于当时的杜家，长安有句民谚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而最令杜牧念念不忘的就是“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可见其家世之显赫。高华的世族门第，深厚的家学涵溶，给予杜牧一生的价值趋向及政治追求以极大影响。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变化无常，从十岁起，随着祖父、父亲的相继去世，杜家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惨痛的生活变故，深深衬示出人生的荒诞与冷酷，它不仅给心高气傲的杜牧以强烈的人生挫折感，同时也化成了他力学求仕、重振家门的巨大动力。杜牧少年时便博览群书，特别致力于历史的“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又胸怀经邦济世的高远志向，充满了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把眼光投向历史，投向社会现实，指谪历史与现实的弊病，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在二十三岁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详尽而沉痛地论述了天下兴亡之道。
大和二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皇榜发布之后，他给长安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可见，杜牧当时心情舒畅，满面春风，好像春色也被他带进了长安。
这个春天确实是属于杜牧的，因为他在同年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名振京邑。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耍。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一举手，一投足，都才情万种。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攀谈起来。僧人便问杜牧姓名，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心想“天下谁人不识我”，满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谁知这位僧人面色平静。同去游览的人夸赞杜牧考试连中，和尚看了看杜牧笑着说：“皆不知也。”杜牧因为和尚不知道他的姓名而感到惊讶和失望，就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赠终南兰苦僧》“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首诗表明了杜牧放浪不羁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才学与哲思。
十年一觉扬州梦
晚唐政治腐败，现实黑暗，杜牧只因“性情耿介”，“刚直有奇节”，不愿媚事权贵，在李党之首李德裕的排挤下，不得升迁。杜牧本以为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几乎终生的幕僚生涯与远守僻郡。他那“邪佞每思当面唾”的直率性格，以致于使他“清贫长欠一杯钱”，日子在柴米油盐的催逼中勉强为继。杜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希望，不能用积极的态度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以一种借酒消愁，纵情声色的消极态度来表达的自己的矛盾心理。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在他的诗中描写饮酒的诗句也最多，有“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的百无聊赖，有“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的惆怅苦闷，有“细算人生事，彭殇共一筹”的难得糊涂，他在酒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平衡。
杜牧不仅以饮酒来对这个腐败的社会进行消极抗争，同时也以一种不拘细行，放纵的生活行为来傲视人生，以纵情声色来掩饰自己孤寂的灵魂。这时的杜牧三十一岁，于当年年轻气盛，金榜题名的二十一岁相差了一个年龄段。但是，他忧国忧民的抱负却在扬州这一片歌舞升平的花红酒绿中淹没了。杜牧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只能以一种消极的沉沦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心情。
杜牧当时所写的《遣怀》，反映了他以醇酒美人淡忘仕途多舛的失落心情，“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可以看出诗人是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只好流连青楼以忘忧。不知不觉，已是十年了。现在自己要离开了，回头看看，往日的沉湎酒色放浪形骸，如今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这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醒悟后的感伤。“赢得”二字，也许调侃之中含有不堪回首的辛酸、自嘲和悔恨。政治消磨了一个昂然的青年，十年，对胸怀大志的杜牧来说，是多么漫长而珍贵，他本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少事。而今空怀壮心，无处施展，大好时光只能虚掷于青楼歌馆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悲哀！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早期诗人有过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豪情与宣州和扬州八年之久的踌躇满志的幕吏生活。大和九年，杜牧接受朝廷任命为幕监察御史，由扬州赴长安供职。杜牧是有政治抱负的，这一次进京，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此时正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夕。
朝廷内部激烈的斗争，使杜牧觉得政治上的远大抱负难以实现。因而因景抒情，赠友伤怀，写了许多好诗，如“秋山念君别，惆怅桂花时。”另外，杜牧这时还有另一层心境：自从进士及第，为官十多年，他经国治世的雄才大略却还未能充分施展，这种惆怅使他的诗作带着一些伤感消沉的情调。但杜牧个性旷达豪迈，这份悲愁心情的自我消解也体现在劲健写意以及豪迈沉雄的哲思中，从而体现了他力求高绝的文学主张，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也在沉寂中渐渐发觉，自己已无力呐喊，已经在走着一条认命的路，妥协的路。他的想到贾谊，引贾生为千古知己，“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是在诉说着自己寂寞之上的寂寞。不久杜牧就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表示不能胜任，又回到了洛阳。这之后，杜牧似乎看破了红尘，又恢复了其风流“本性”。但他的心里却是充满苦涩的。他和朋友一起参观金谷园，朋友兴致勃勃，他却哀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言语间甚是悲凉。
852年，杜牧病情恶化，他心知死之将至，便自撰墓志铭。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之后，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杜牧晚年评定自己说，“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也算是道出了他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定位。的确，杜牧和同时代的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一起闻名后世，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自成一家。公元853年，杜牧逝世，享年50岁。
杜牧一生，得意一时，沉沦半世。作为晚唐诗坛的一朵奇葩，杜牧既是一个其人其文风流倜傥的才子，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能士，时而“雄姿英发”，时而又“一往情深”，这样不同的气质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碰撞出璀璨的诗歌艺术。在花团锦簇、争娇竟艳的繁荣的唐代诗坛，杜牧以他俊爽的独特风格，炫耀奇彩于晚唐，被称为“晚唐翘楚”。
[20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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