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文人中，如果说有一人，他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却不同流合污，后历经磨难，饱受打击，却不妥协退让，日薄西山依旧斗志昂扬，壮心不已，那么这人就应该是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时避安史之乱，寓居嘉兴，刘禹锡生于嘉兴（今浙江嘉兴市），并度过其青少年时期。
刘禹锡自幼习儒学诗，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游学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又登宏辞科，年仅二十二岁。贞元十一年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贞元十八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次年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唐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土地兼并日渐严重，社会生产破坏严重，民不聊生。在宰相韦执谊的主持下，为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受到重用的王叔文（顺宗老师）、王伾联合刘禹锡、柳宗元等，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实行政治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为革新派核心人物之一，人称“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贬为渝州司户的王叔文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捕蛇者说》即作于永州任上。
刘禹锡在朗州呆了十年，对正值壮年时刻准备为国效劳却倍受打击、压制的刘禹锡来说，十年的时间太漫长。他是渴望回到京城以施展其政治抱负的，这可以从其作的《秋风引》一诗中看出：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全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写秋风，铺陈秋景，最后一句画龙点睛，说秋风已为“孤客”所闻，其羁旅之情和思归之心才缓缓渗透出来。
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应该说，这是一次留在京城的极好机会，但是他却在次年（公元815年）三月，写了著名的讽刺诗《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玄都观是唐时长安城内的一个大庙，在今西安市南门外。聪明人一眼即可看出，“看花诸君子”及“桃千树”均指朝中权贵，戏赠乃调笑口吻。此诗讽刺朝廷新贵尽为“刘郎去后”之辈，含轻蔑之意，因“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旧唐书·刘禹锡传》），再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刺史虽比司马官阶高，但播州比朗州更偏僻荒凉，这是政治场上打压异己的惯用伎俩。同被贬斥的好友柳宗元改派为柳州刺史，知刘禹锡有老母在堂，不便远行，主动上书提出易地，后得裴度帮助，刘禹锡才改迁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史载如下：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刘禹锡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著名的《陋室铭》就是在和州任上所作。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最后一句引自《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刘禹锡借用时，故意省去了前半句。铭文开头以山水起兴，仙、龙一经点出，陋室主人情趣即显。随之而来，苔绿草青是淡雅之色，又是生机勃勃之景；弄琴读经，从容之态可掬，闲逸之致堪羡；诸葛庐、子云亭，含着引古代高士为同调的自豪；以孔子云作结，则表示对最高道德规范着意追求的坚定信念。文中有譬喻，有对比，有白描，有隐寓，有用典，句句如金石掷地，又自然流畅，一气呵成，曲虽终而余音不绝，意更绵远。陋室主人遇变不惊，处危不屈，坚持节操的形象隐隐现出。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冬，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归洛阳，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逢。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禹锡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回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虽然在诗中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的长久和回归之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并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但是又相当达观。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从白诗中翻出这二句，反而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其豁达的襟怀。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全诗序和正文如下：
余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改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从艺术角度看，这一首诗和十年前的那一首可为一脉相承，珠联璧合。如果说十年前的那首只是一颗万吨当量的原子弹，那么十年后的这首则是被原子弹引爆的千万吨当量的氢弹。没有前一首的铺垫，就没有后一首的爆发。刘禹锡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个性跃然纸上。两首诗就将他卓然不群的个性栩栩如生地刻画于汗青，永垂不朽。
自然，“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于是，刘禹锡在京城没呆几年，又被外放苏州、汝州、同州刺史。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世称刘宾客、刘尚书。
刘禹锡性格刚毅而旷达，意志坚强，富于斗争性而不肯随波逐流，因此在长期贬谪生活中始终不屈不挠，时时以乐观进取的精神勉励自己。在他的诗歌中常流露出激昂奋发的意气而较少衰飒颓唐的语调。这一点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显得比较突出。白居易尝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面对落日，李商隐道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刘禹锡却在《酬乐天咏老见示》中说：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饱经风霜后，不但坦然面对日暮西山的现实而不自我欺骗，还“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除了刘禹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文人真正做到。仔细品味刘禹锡的两首游玄都观的绝句，如果单从文字层面上看，没有太高的艺术价值，但是一旦联系到刘禹锡本人，诗文的魅力大增，犹如阿拉伯数字“1”的后面增加了几个“0”。因为诗与人已经融为了一体，文字的背后有人以仕途上飞黄腾达的丧失为代价进行了阐述。就像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它也是被人用热血和生命做了最佳的注解。许多诗歌，当我们阅读时，也许可以忘记作者的存在，但是这些用生命写就的诗歌，我们却无法置之不理。每次不经意的相遇，诗人的个性总是栩栩如生的再现眼前，无法抹去。只要人类还存在，那么他们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永远不会湮灭。
现在，许多人也在追求个性，期望着与众不同，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存在与否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影响，不希望自己的角色能够轻而易举的被他人替代。虽然生命不能长存，但是人们潜意识里奢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痕迹，从而证明有和没有自己存在过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于是许多人刻意的去进行所谓的标新立异。周围人的头发都是黑色的，那他就去染成黄色的；一些人跟风似的染成黄色了，他就再换成绿色的！似乎这样，他就塑造了自我，制造了个性。一些人老是喜欢和人相反，别人说东，他偏要说西，似乎这样就显得与众不同。更有甚者，他们干脆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以自我为中心画圆，似乎这样，整个地球就是以他为中心旋转，如果他这个中心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也就毁灭了。
许多人之所以妄想伟大反成小丑的根源是，他们混淆了任性和个性的差异。任性犹如地上的蔓草，四处爬行，分布甚广，却永远无法离开地面；个性犹如石缝中的青松，虽然迫于环境，在岩石间蜿蜒曲折，但它始终向上，直指青天。二者区别仅在于是否拥有自己的脊梁。于人而言，便是思想！
[20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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