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百花园。在唐代诗歌史上，中唐诗歌继盛唐诗歌之后又一次出现群芳竞艳、光华夺目的局面。中唐诗人不仅以巨笔浓墨真实地描绘了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生活的时代各放异采。中唐诗人是富于开拓精神、勇于革新的诗人。刘禹锡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７７２）。其祖先是匈奴族。七代祖刘亮，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始改汉姓，入河南洛阳籍。其父刘绪，天宝末年进士，为避安史乱军，举族东迁，寓居苏州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县）。刘禹锡就出生在嘉兴。他自幼聪敏好学，喜欢写诗。曾赢得当时江南有名的诗僧皎然和灵澈的称许。江南文物之邦的良好条件，为刘禹锡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营养。他十九岁左右游学长安，上书朝廷。二十二岁参加进士考试，与柳宗元同榜及第。同年又中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应吏部取士科考试合格，授太子校书，怀着昭昭壮志开始涉足官场。刘禹锡在《华山歌》中兴奋地写道：“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富犹碌碌。”以华山峻拔雄伟的形象自喻自勉，立志以非凡的气概、矫世的伟力，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可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刘禹锡实现理想铺平道路。中唐虽然较之晚唐的桑榆之景，还有些“中兴”之气，但已失去了大唐帝国的煊赫之威。以豪族大地主为阶级基础的藩镇，俨然以独立的小王国与唐王朝分庭抗礼，他们“重加税率”，令“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旧唐书·田承嗣传》），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贞元以后，宦官“威权日炽”（《旧唐书·宦官传序》），从肃宗起，皇帝差不多都由宦官拥立。宦官还主持“宫市”，白昼抢劫，为所欲为。加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各地官吏巧取豪夺，“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旧唐书·李渤传》）。广大农民不堪其苦，纷纷破产。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猛烈地冲击并动摇着李唐王朝的腐朽统治。
久蓄“报国松筠心”（《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的刘禹锡，就是迎着这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走上仕途的。为了刷新政治，施道展志，报效国家，他积极参加了王叔文的革新集团。王叔文是李诵作太子时的侍读，他经常和李诵议论朝政，纵谈历代兴衰，希望李诵执政之后对唐王朝的弊政有所改革。永贞元年（８０５），李诵即位为顺宗，即重用王叔文。王叔文很器重刘禹锡，推荐他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并“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旧唐书·刘禹锡传》），实行政治革新。刘禹锡工作勤奋，办事认真，很快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和中坚力量，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一起被称为“二王刘柳”。他们抑制豪强，严惩贪官；免除杂税，削减盐价；任用贤能，裁减冗员；废止宫市，放还宫女。这些革新措施一定程度地打击了宦官和方镇势力，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这种政治改革，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顽固势力的联合反扑，这场有名的“永贞革新”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王叔文被杀害，王伾被逼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放到边远州府作司马。历史上称此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沉重的政治打击，并没有使他屈服。他顽强地宣称：“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之一）不能在朝廷发挥才干实现抱负，就把笔墨作为“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将自己的满腔激愤倾注于诗歌之中，继续为坚持理想、鼓吹革新而斗争。刘禹锡常常借助政治寓言诗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在《聚蚊谣》中，把那些为营私利而成群结党之辈比作“喧腾鼓舞喜昏黑”的蚊虫，他们扰乱视听，颠倒黑白，弄得“昧者不分聪者惑”。刘禹锡贬居朗州十年，曾多次游览武陵胜境桃花源，但他毫不留恋“世外桃源”。在《桃源行》中，生动描述了渔人“误入桃源”的情景和“一息不肯桃源住”的心情。这种遭受打击而不甘沉沦，处身逆境而保持雄心的顽强性格，在《秋词》二首之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宪宗元和十年（８１５），刘禹锡从朗州应召回到长安。目睹新贵权倾京师，抚今追昔，无比愤慨，便以游玄都观看花为题，写了讽刺名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使用贴切的比喻和语带双关的手法，抒发激愤，讽刺朝政。以千树桃花隐指暂时得势的当朝权臣，也含有“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的寓意。此诗一出，很快在长安传开，触痛了保守派的神经，被认为是讥刺执政。朝廷本来就不想重用刘禹锡和他的几位战友。因此，他到京只有一个月，又遭贬斥，且要贬到最远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去。柳宗元以刘禹锡母亲年龄太大，不便远去，要求与刘对调，显示了崇高的友谊。由于大臣裴度的帮助，刘才被改贬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尽管再度被贬，但刘禹锡不变初衷，始终在考虑国家的前途，关心朝廷政治的发展。元和十二年（８１７）裴度督师平淮，李愬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城，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叛乱。谪居岭南的刘禹锡得知这一喜讯，兴奋地写了组诗《平蔡州三首》，其二云：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吴氏父子盘踞淮西蔡、光、申三州，负隅顽抗三十多年。他们“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平蔡以后，废除苛法，人民“始知有生民之乐”（《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刘禹锡真实地赞颂了这一事件，可说是诗人的史笔。
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刘禹锡在护送亡母灵柩北归途经衡阳时，突然接到战友柳宗元病逝的噩耗。他悲痛欲绝，“惊号大叫，如得狂病”（《祭柳员外文》）。特意为柳宗元料理后事，并写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诗来寄托深沉的哀思。此后还遵照柳宗元的遗言，帮他抚养子女和编纂遗稿。刘、柳始终如一的战斗情谊，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宝历二年（８２６），刘禹锡奉命卸任和州刺史回洛阳。过扬州与白居易相逢。白居易在酒席上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对刘禹锡先后二十三年被贬的悲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刘禹锡当即写了著名的和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表现了长期贬谪生活的郁闷之情、失去战友的孤单之感；而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既答谢了白居易的深情厚意，又表明了自己对生活的坚定乐观的信念。他把个人的人生感慨放在客观规律的发展之中，把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和广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扩大了思想的视野，增强了生活的信念。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寄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杨柳枝词九首》之四），都反映了要求革新的愿望，也是他为坚持革新而斗争的理论基础。
刘禹锡回到洛阳，被任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次年，调回朝廷任主客郎中。五十七岁的刘禹锡一到长安，即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游玄都观，以更加犀利的笔调，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是刘禹锡前此十四年所写《戏赠看花诸君子》绝句的续篇。但它主要不是在讽刺，而是抒发自己不怕打击、继续斗争的倔强意志，袒露了自己坚持斗争、坚持己见而获胜利的欢悦。
由于朝廷朋党争斗激烈，刘禹锡政治上的挚友裴度称病辞去相位。刘禹锡为牛党所忌，在长安住了四年又被外放为地方官。这是他政治遭遇中的又一次挫折。但他仍不气馁，振作精神，勤于吏治。特别是到苏州任刺史时，正遇上特大水灾。他深入民间，询访疾苦，免除赋税徭役。开仓救济饥民，发展生产，安定民心，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苏州人民对他十分感念。后人把他与曾在苏州做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一起赞为“三贤”，为他们建造了“三贤堂”。
刘禹锡晚年多病，从地方官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８４２）秋天，病情加剧，溘然长逝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世称刘宾客。临终前，刘禹锡抱病写了《子刘子自传》，公开为“永贞革新”进行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为“二王刘柳”的革新行动留下了珍贵史料；同时，再次表明自己至死坚持革新的精神。
尽管刘禹锡的革新行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封建制度的本身，但他一生奋斗，素志不渝。在顺利时，为实现理想，竭力作为；在逆境中，为坚持理想，顽强不屈。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年老多病之际，仍渴望继续为革新事业再干一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这是深中肯綮的评价。刘禹锡确是一位“精华不衰”的“诗豪”，一位值得重视的富有革新思想的诗人。
[20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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