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严文井先生见过不止三次，但对三次的印象尤为深刻。如今先生已归道山，追忆下来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第一次是在1995年10月。起因挺有意思，是远在东瀛的青年文友靳飞，托朝阳文化馆的谭宗远兄代祝严老80大寿。那时我和谭兄都住在团结湖一带，离严老的家很近，谭兄知我早有拜见严老之意，就约我一同去。我们买了一束鲜花，来到红庙北里的严府。严老的夫人请我们在客厅就座，说严老在卫生间马上就来。借此机会我打量了一下环境——这是一套再普通不过的单元房，客厅里光线很暗，陈设简单，一套比较讲究的皮沙发，据说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的。在我们“借花献佛”之前，已有中国作协送来的花篮和一队被严老称为“小友”的文学青年送的鲜花。我曾看过一位搞儿童文学的人写的文章，说“晚年的严文井是寂寞的，他只与心爱的小猫和窗台的花草为伴。”我不知道在严老80大寿之际，这样的场面是不是可称为“寂寞”，但严老对后辈的来访确实由衷地高兴。他蹒跚着不大利落的腿脚，尽可能疾步地向我们走来，嘴里连声说道：“今日来看我之人，便是真正的朋友，感谢！感谢！”
那天严老的谈兴很高。我们谈到他延安时期的小说《一个人的烦恼》。这是一篇长期被冷落的小说，谭宗远在《博览群书》上撰文，说要重新认识它的价值。严老对此却看得很淡。他说，在过去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情况下，这部离开“主旋律”的作品被冷落是十分自然的。但他并没改变初衷，为迎合什么去硬写那些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另一件严老看得较淡的事是出文集。严夫人曾提起这个话头，被严老打断了。他调侃道：宇宙那么大，将来地球毁灭了，外星人前来探访地球文明的遗迹，几百万人之后也不会轮到我严文井吧？何必总想着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呢？中国文人一向把写作看作“名山事业”，十分在乎身后之名。而严老却有着如此的超然，确实令我既出乎意外又油然起敬。
严老饶有兴趣的是那些“形而上”的哲学话题。他说，他最近经常爱和一些青年朋友云山雾罩的聊天：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文明是否轮回？进化、退化是单线进行的还是循环往复、互为因果的？如鲸从海里爬上了陆地，长出了脚，是进化；后来为了生存又回到了海里，脚又变成了鳍，这是进化还是退化？他还说，我们的祖先最初是从海里爬上来的单细胞生物。每当我想到我们的生命与鱼、与狗、甚至与蜘蛛同源，就感到对这个世界博大的爱。与动物同源不仅没有贬低我们，反而提升了我们。
临离开时，严老送给我们每人一张他最得意的照片——他和爱猫的合影，还注解说：“这猫是我的图腾”。
这次见面后，我写下当时的印象：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达观，始终活跃的思维、儿童般的好奇心和平民的态度，使晚年严文井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第二次拜访也和靳飞有关。那是1996年3月，靳飞和他的日本太太在道家园的寓所里开“Party”。自称“京城遗少”的靳飞年纪不大却挺有本事，竟一下子请来了张中行、严文井、吴祖光、梁树年、徐城北和老舍先生的女公子舒济等京城文坛的名人。谈笑之间，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一辈作家文人间的交往。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说起严老早年在延安见到老舍先生的事，靳飞牵线搭桥，由我日后专访一次严老，主题就是老舍。严老也欣然应允了。这个机会我当然不能错过。于是几天后，我又一次来到严老家。跟我一起去的还有青年女诗人尽心。
那天我们在严老家聊了两个多小时。严老回忆了1941年，老舍随国统区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延安时，第一次见到老舍的情形。那时还是小伙子的严老任鲁迅文学院教员，毛泽东主席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国统区的客人，何其芳、严文井等也被邀作陪。他还记得老舍兴致很高，宴会结束了还拉着毛泽东喝酒。接下来就是解放初期严老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有时去看（去审？）老舍写的话剧，他对老舍作品中的生活气息和“人民性”评价很高。在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比较盛行的当时，老舍的剧是难得的上品。严老还讲了1957年他和老舍一起去新疆参加中国作协新疆分会成立活动的事。那时他们乘坐的小飞机遇到恶劣天气，上下翻飞，十分危险，机上的人都吐了。而年长的老舍不仅没吐，反而镇定自若，给他印象很深。再就是那一年批萧乾，严老说，决定批萧乾是我们（指文艺界领导）的事，让老舍主持斗争会。但后来萧乾并不记老舍的仇，也不记严文井的仇，因为他知道老舍和严文井都是奉命行事，是不得已而为。再往后就是“66年”开始的浩劫了，在这之前老舍已不被信任，连在中国开亚非作家会议都不让他参加。原因是什么，身为中国作协书记的严文井也无从知道。说起老舍最后的命运，严老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与无奈。
由于严老的平易，这次访谈完全是聊天式的，拉拉杂杂，还时常插进一些别的话头（如89年的签名事件，如对女人性格的困惑等），老舍的话题反而显得琐细而散。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写成这篇“严文井谈老舍”的文章。惊闻严老去世的消息后，我找出当年的录音，又听了一遍。我觉得这次采访虽不算成功，但这个漫谈式的录音资料还是挺宝贵的。它记录了一个81岁高龄的老人对自己亲历的许多历史事件的回忆和看法。
第三次，是那次采访的两个月后。我所在的出版社为了庆祝“六一”，让我给全社的未成年职工子女设计一个小礼物。怎样把这礼物设计得别出心裁呢？我想到了“童话爷爷”严文井。我小学时就读过严老的《下次开船港》，李小西的奇遇给我带来的那种震颤、喜悦的心情，现在还能感觉到。一代一代的孩子们是读着严老等作家的童话长大的，在他们生日的时候，如果能得到严老的祝贺，那该是多么有意义啊！于是，我特意带上10岁的儿子作儿童代表，又一次登门拜访，请严老给孩子们写一句话。
严老听我说明来意，自然是满口答应。但写句什么好呢？严老找来几本自己的书，想从里面得到些灵感。经过反复斟酌，他选中了这样一句：“全世界的孩子们都来了。你让路吧，忧愁！”我记不住这是哪篇作品里的话了，但我当时确实喜出望外：这句话太能代表严老的个性了，而且饱含了严老对全世界孩子的赞扬和喜爱。在一张普通的白纸上，严老用粗犷的水笔写下了这句话，还盖了他的印。回来后，我找来严老的照片，请电脑室的同事把严老的题词设计成一张精美的贺卡，在“六一”前夕送给了全社的孩子们。我相信拿到这份特殊礼物的孩子们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是啊，在严老眼里，有了孩子们，世上就不会有忧愁。这也许是他一生为孩子写作的动力吧？
[201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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