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资本论》中文译作者之一王亚南，一生著译41部，论文300余篇，是我国著名的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天份并不特别高，主要靠勤奋。他总结了自己积累知识的五个基本途径，即：诵读、抄摘、翻译、教学和写作。
王亚南幼年在家读私塾，对先生指定要背的四五五经以及《史记》、《离骚》等古书，他都一遍又一遍地读得烂熟。中学毕业后，就读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中学时代，为了向睡眠争夺学习时间，他仿效司马光的“警枕”，设计了一个把床板两边架空的“警床”，每当睡眠深熟之际，稍一翻身，床板就会失去平衡而歪斜。于是，他揉一揉惺忪的两眼，点起床头的油灯，又继续读书了。没有钱买书，他就设法借书读，或到书店站着看书，一站就是大半天；或者借书来抄。有一次，他从老师那里借来一本《东周列国志》，读了几页，爱不释手，竟然下了狠心，花了一两个朋时间，硬把整本书给抄了下来。以后抄书成了习惯，到大学时代还抄，连《史记》这样大部头的书也抄。1929-1937年期间，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先后去日本、德国、英国学习、考察。他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广搜博采，夜以继日，三十年代在上海，后来到中山大学执教，以及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工作期间。无论酷暑严寒，尽管工作繁忙，他或伏案读书到深夜，或奋笔疾书于凌晨，常年累月，孜孜不倦。当时的上海学术界曾经称赞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学者”。
解放后，他勤奋读书的劲头始终不减。每次出去开会，都随身带一箱子书，备足了旅途的“精神食粮”。当一个大学校长，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他仍抓紧零碎的时间，经常拿起原版的外文书来大声朗读。青年时代养成的摘抄的习惯，在他著书立说以后仍然保留着。往往亲自动手做索引卡、摘要卡，不假手于秘书或资料员。他给自己规定一条守则：非星期天不看影剧。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王亚南已经是60出头的人了。他身处逆境，遭受迫害，但学习毫不松懈。在接受“批斗”的余暇，反复精读《反仁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王亚南(1901-1969)，中国现代经济学家。湖北黄冈人。曾任厦门大学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著有《中国经济论丛》、《中国经济原论》等。
[2006-05-26] 摘自《人教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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