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时58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实况播音员丁一岚立即欢呼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
目录
1．权衡再三选定庆典场地
2．清除三朝垃圾二十多万吨
3．为新中国门面整容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6．周恩来提议中国“第一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
然而，一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满心想为新政府出点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们一听说要制作这么大的宫灯，惊奇得直吐舌头，连连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他们谁也不敢贸然接下这活儿。
有人建议说，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艺人。
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
清宫档案史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料中发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这位健在的老艺人。他们不禁释然吐了一口气。
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校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可他没有回绝，亲自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他对陪同他的苏凡队长说：“这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苏凡见老人没有拒绝接活已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听他说要提一个条件，他当即痛快地答应：“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略一沉吟道：“你们要的这8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来做。但是，这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原来是这么一个条件！苏凡当场满口答应下来。
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老艺人找来徒弟，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他自己亲自找木匠定做宫灯圆托。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拼命抢进度，吃住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携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谐。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情况。
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时间如同野马一般狂奔，飞快地向开国大典接近。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
张致祥部长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一些梯子，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
要把这么大的宫灯挂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宫灯弄到10根廊柱之间。
宫灯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却不知如何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对于8盏大红宫灯来说，小小的钉子怎么能将它们固定和吊挂住呢？
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
肖野东张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受力。
他这招果真管用。
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守，以保证绝对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晚上搬到城楼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
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到了祖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8盏大红宫灯诞生的意义远在宫灯之外。
天安门城楼上8盏红红艳艳的巨大宫灯，它是开国大典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一段动人的故事，是中日艺人友谊的见证。
值得赘述一笔的是这些大红宫灯45年后的下落。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天安门城楼进行装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它的些微变化，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更不用说是换掉大红宫灯了。
8盏宫灯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西二位置上的2盏宫灯，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它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
这次拍卖限于境内机构。当时，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有人对此作了详尽的记录：
9：15．拍卖开始。首报价10万元，第四次报价30万元，第5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是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出了300万！300万，这时于能否达到200万都不持乐观态度的天安门管委会来说，实属是一个惊奇！他们再次感到，京城藏龙卧虎，拍卖现场气度不凡者大有人在。的确如此。300万之后，330万、350万。手举18号牌的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喊出了680万。18号牌立即跟出800万，随后又追加到1000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场一片寂静之后，18号牌位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场上又是一片寂静。
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声追问了几遍，终于敲下了拍卖捶。
此时，时钟是9：21。从9：15拍卖到9：21结束，前后不到6分钟，从10万元起价，在6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手持18号牌位的瘦弱中年男人，叫宣国宜，农民出身，在拍卖场的身份是“中华百亭鱼乐园”总经理。
45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故事？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是不断生长的风景线。
※ 摘自：于江编著《开国大典6小时--大典背后的秘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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